林毅夫:钢筋水泥不能吃,怎么靠消费解决产能过剩

来源:澎湃新闻 发布日期:2015-03-17

在3月14日的第40次中国经济观察CEO的季度报告会上,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对2015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解读。他将中国与发达国家比较,解释为何7.0%的目标是合理的。同时指出,要落实这个目标,需要纠正对中国经济认识的三大误区。

以下是澎湃新闻对林毅夫发言内容的摘录:

7.0%左右的经济增长是合理的

2015年的目标是在7.0%左右。我个人的看法是把增长目标定在7.0%左右是合理的,而且是必要的。

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,我也常讲,我们实际上还是在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。因为你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,一个是投资,一个是消费。

对于中国来讲,即使外部环境不好,但是靠内部需求的启动,包括投资需求跟消费需求的启动,还有很大的空间。

首先来讲投资,因为即使现在有很多人说,我们的产业过剩,产能非常多,但实际上作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,即使现有的产业产能过剩,或者有些产业比较优势会被淘汰,但中长期我们还有很多产业升级的空间。

也就是总理在工作报告里面所讲的,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产业是中低端的产品,可以向中高端的产业升级,要升级就要投资,这有很多的机会。

再来就是基础设施,固然这么多年做了很多,但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。

然后是环境,环境要改善大家都同意,但要把所有的工厂都关掉,回到1979年的生活,这是不可能接受的。那么在发展和生产当中解决环境的问题,你还是要投资新的设备,用新的生产方式。

在城镇化的进程中,农民要进城,要改善住的地方,这些都是好的投资机会。还有高的经济回报。

我们判断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,在面对整个国际经济下行压力下,这是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。

发达国家经济下行、衰退,从2008年到现在六年多了,他走不出去,因为他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。首先产业是最前沿的,下一个是什么很难知道,有的话也只有一两个,很难拉动经济增长,应该讲顶多就把老旧的基础设施,稍微改善一下。但我们可以升级的产业非常多。

环境方面,发达国家相对较好,城市化已经完成了。所以我们判断中国的发展前景的时候,不能简单拿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方法作为参考,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优势条件,应该发挥出来。

第三,不仅是有经济回报率和社会回报率高的投资机会,我们还有很多资源,有机会就要有资源。

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,投资的条件相对比较好。首先我们政府负债占GDP的比重只有40%多,不到50%。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超过100%,发达国家也是。所以我们动用积累财政政策的空间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得多。

并不是我们政府积累的负债没有问题。政府今年用1万亿的地方政府的债券来置换他现在在银行里面的欠账,这是一个很好的措施,我们也一直在倡导,这样的一个建议被政府采用了。

这样政府的可投资资源相对其他国家来讲,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,还是相当大的。中国的民间储蓄在全世界是最高的,要投资的话,要进口机器设备,我们有将近四万亿的外汇。

这三点就是在判断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。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国际周期性下行的时候,应该也有很多好的投资机会,但是他经常受限于政府财政情况不好,国内有钱投资还受限于外汇储备不足,因为你要进口一些机器设备原材料,我们这些都是相对可以的。

所以我想把这些条件应用起来,有投资,就会创造就业机会。就业机会能够得到保障以后,那么消费会增长,投资会增长。

在这种情况下,即使外部条件相对不好,我相信达到年初所提出的7%左右的增长,还是有可能的,这是合理的部分。

7%目标的必要性

另外我觉得也有必要的部分。首先,这个必要的部分就是就业,如果说我们不能保持一个中高速7%左右的增长,很可能就业就要变成一个问题。

2014年的时候就业是相当好的,我们有1320万的就业机会,比年初的就业机会还多。

但如果说我们的经济增长放慢,低于6%的话,大家可以想想看,企业的盈利状况会非常不好。

这种情况下,很多企业对未来的预期是比较好的,现在即使盈利状况不好,他还可能把就业保留着。如果他对未来的预期不好,他可能就不保留就业了,就关门了。就会出现一些所谓的企业倒闭崩盘,然后失业增加,这个危险总是要关心的,总是有可能的。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比较高的增长速度。

第二,同样的情形,就是金融稳定性问题。如果说企业对未来的增长预期不好,那么肯定企业的经营状况就会更差。这种状况下,坏账会增加,如果增长的话就会影响到金融的安全问题。

第三,我们十八大的时候提出,到2020年有两个翻一番的目标。国内生产总值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,城乡居民的收入也要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。

我们知道因为前几年增长得比较快,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就有7.2%,我们前几年都增长得比7.2%高,那就代表着从2015年到2020年的增长速度可以比较低,6.6%就可以了。

我们还有一个目标,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要翻一番,有没有可能说GDP增长6.6%,然后靠再分配调节,使收入增长更快一点。这样的话,也许6.6%,城乡居民收入也可以翻一番,理论上是可行的。但会出现一个问题,现在企业的盈利状况已经很差了,那这种状况之下,如果说我们的增长是6.6%,然后靠收入分配往劳动者这边倾斜(当然我们也希望劳动者的收入增加,这个我完全支持),导致的结果是怎么样?企业的盈利状况之差,可能企业要关闭的,出现金融风险的可能性更大,就会跟前面两个目标相抵触。

所以这种情况下,十八大目标的完成,我觉得比较好的,还是保持一个差不多7.1%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,因为我们现在人口增长是0.5%,如果GDP翻一番,6.6%就过了,最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,也是经济增长带来的。这样的话可以收入增长翻一番,也有利于就业的问题,也有利于金融稳定性的问题。

实现7%应先解决三个思路性问题

实现7.0%左右的经济增长是合理的,但真正要落实起来,我觉得要解决几个思路性的问题。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思路是不利于我们的经济增长的,比如说雾霾的问题。

确实雾霾的问题是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的。但是好像社会上有不少人认为我们发展很快,雾霾很严重,就把雾霾认为是因为我们发展快造成的。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看法,大家都希望有比较好的环境,那经济增长慢一点,空气质量提高,那是好的。但是不是这样的呢?雾霾确实需要解决,但雾霾是不是经济增长快造成的?

印度1979年的时候人均GDP是227美元,我们的人均GDP是182美元,印度比我们高15%。但2014年印度人均GDP是1626美元,我们是7572美元,它不到我们的四分之一,就代表过去这36年,印度经济增长速度比我们慢。

但我们现在关心的雾霾问题,按照世界健康组织的调查,2012年的时候印度的雾霾问题比我们还严重,所以你这样一对比的话,你马上就发现并不是我们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三四个百分点,我们的雾霾就会好。仔细分析一下,雾霾确实严重,我也不喜欢,但雾霾是怎么造成的?我想有三点原因:

第一,跟发展阶段有关。因为我们这种中等发展中国家,都是在制造业为主的发展阶段。我们知道制造业能源使用密度高,排放密度也高,那环境相对于农业社会,或者是相对于高收入,以服务业为主的制造业,环境问题是比较差的,中国是这样的。老工业化国家,英国、德国、美国,在制造业阶段的时候环境也差,这是共同的,除非你不要制造业阶段。

第二,我们的能源结构是以煤炭为主的,跟以天然气和以石油为主来讲,煤炭更污染,因为煤炭就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所在。

第三,跟环境值有关。

当然我们要想解决的话,这个问题会缓解,只要你还是制造业,以煤炭为主就没问题。因为煤炭要变成一个清洁能源,这是相当缓慢而且代价高的过程。

那是不是把经济放缓雾霾就好一点呢?如果像APEC的时候把工厂掉,还是可以,但如果一直关掉的话,我们就回到1980年代的水平了,那大家也不接受。

所以实际上放缓经济增长速度,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的高收入阶段,那就会停留在制造业的阶段更长,这样的话,环境污染受害的时间就越长。

所以我觉得用牺牲速度来解决雾霾问题,这是一个用意非常好,但并没有针对问题的本质所提出的方法。这可能导致我们环境恶化所要忍受的时间更长。

第二,我们现在有很多产能过剩,有一种观点认为,我们产生过剩都是投资造成,所以认为应该降低投资,变成以消费拉动经济的增长。我觉得这个看法似是而非,因为我们现在过剩的产能是什么?

我们现在过剩产能是在钢筋、水泥、电解铝、平板玻璃上面,这些都是建材,都是不能直接吃进去的。并不是说我减少投资,增加消费,吃钢筋水泥。而且会导致什么呢?如果说我们投资降低了,对这些建材的需求就少了,就会造成产能更过剩。

所以并不是说增加消费,减少投资,解决产能过剩,这个说法不正确。他没有分析我们产能过剩的地方在哪儿。如果说在已经过剩的产业,你再继续投资,可能会造成产能过剩更多,这我同意。但如果你去投资我前面讲的那些产业,产业升级的部分,或者是我们基础设施不足的部分,环境改善的部分,我们的城市化的部分。那些里面我们并没有产能过剩,那些投资怎么会导致过剩产能呢?这是补我们的短版,所以观念上面要纠正。

实际上我并不是说投资不需要,任何地方不是乱投的。投资当然是有效的投资,能够提高我们生产力水平的,能够让我们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有效投资。如果能够有效投资的话,就业和收入就能够增长。而且你会有更大的剩余,以后还可以继续投资。这种情况下,投资会拉动消费,经济会保持比较高速的增长。

第三个似是而非的观点,政府现在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,到底该不该采用一些反周期的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,该不该降息,该不该降准,来增加信贷的风险,或者该不该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,来支持一些项目的投资。

对这个观点也有很多人反对,比如说有一些很严肃的学者,我很尊敬他们,他们做宏观分析,发现2008年到2012年,我们的财政政策最多的时候,那段时间政府投资项目的回报率比企业的回报率低,所以我们应该支持企业的投资,政府不应该采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。我觉得这样的分析并不完全正确。

第一,你要被问说为什么2008年和2009年,政府采用积极财政政策?如果企业做,政府就不会做,因为企业不愿意做,政府才做,这是第一点。

第二,计算基础设施回报的时候,它的周期可能是三四年,是比较长的。一般企业投资的周期比较短,所以你在投资的时候是没回报的。然后你这种回归分析都是把它加在一起。基础设施投资,很多主要是有外部性的。你必须把路修好了,对民营经济有很多外部性。第一个,汽车轮胎的损耗少了,成本低了。然后我把路修好了,排队和交通拥挤就少了,我就节省了交通时间和成本了。一般在分析里面是不包括这个的。

第三,即使你把这些都算进去,到最后你发现政府的投资回报率比较低,那你要不要做?如果政府来做回报率低,企业来做基础设施,除了少数几个有垄断的之外,大部分是长期回报是比较低的。这种情况下企业是不会去做的。

比如说1980年代、1990年代,世界银行一直在强调说基础设施,如果他有回报,那让企业来做就好,政府不要做。

导致的结果,到2000年左右,过去30年,发现只有一项基础设施,民营经济非常积极,就是移动通信。除了移动通信以外的基础设施,谈了30年基本没人做。

所以你今天到发展中国家去,到处是基础设施的瓶颈,那就增加了民营经济的成本,经济发展就不好。所以政府应该对基础设施有责任,即使它按照正常的回报可能低一点。

但是在这种情况下,如果必须政府来做的话,你就要考虑是什么时候做,是在整个经济下滑的时候做好,还是现在经济已经非常热了,然后政府再去做。如果在经济很正常,很热的时候,政府再去做就是火上加油,经济过热。所以经济下滑的时候各种建材的成本比较低,这时来做这些投资活动是最好的。

我是在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,2009年一直在提倡这个观念,当时呼应的人非常少,我很高兴看到去年十月份,国际货币组织新出的《世界经济展望》里面,讨论说在经济下滑的时候,政府来做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时候。我很高兴这个现在在国际上已经开始形成一个共识。

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克服这些认识上的误区,把我们的有利条件用起来,我相信在2015年实现7.0%左右的经济增长,完全是有可能的,是合理和必要的,并且很有可能是在7.0%之右,而不是在7.0%之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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